语言与文化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例子俯拾即是。庾信《马射赋》中有“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联，王勃《滕王阁序》中化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于是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与……齐……，……共……”之类是语言格式，但它一旦撑起了名句，充当了名句的基本框架，便同名句一起升华成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现象。因此，当我们读到金庸《天龙八部》三十二回中“不知此人请了哪一个腐儒撰此歌功颂德之辞，但听得高帽与马屁齐飞，法螺共锣鼓同响”这样的描写，就很自然地想起王勃的佳句，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强烈的对比，为那是何等淡雅清丽和这是多么龌龊庸俗而不禁哑然失笑。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犹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一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当然，严格地讲，语言和文化不是一般的并列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对待关系，或者说，是点面对待的一种特殊的并列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文化。我们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符号与管轨的关系，立足点是它们之间点面对待的关系。
语言工作者应该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结合文化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语言的许多现象，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语言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引起种种新的思考。举例来说，汉民族文化对于汉语词汇的发展、汉语词义的演变、汉字的创造和使用等等的影响，这是十分明显的。那么，汉语语法的形成和发展会不会也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问题。汉语语法重“意”不重“形”。形式上框架简明，没有繁多的标记；表意上灵活多样，隐性语法关系十分丰富。理解汉语，特别是阅读汉语古籍，最主要的障碍不是语法。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率先出现的语言学著作是讲词义、讲汉字、讲语音的《尔雅》、《说文解字》、《广韵》等等，而不是语法学专著。
对文中画线的语句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影集”是说不同的民族的语言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风貌
B．“镜子”是说不同的民族的语言记录了不同民族的特定的文化风貌
C．“管道”是说不同民族的文化对不同民族语言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D．“轨道”是说不同民族的文化对不同民族语言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