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语言都存在着歧义现象，汉语也不例外。比如在汉语中，“生意”一词就至少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指生机”、“生命的活力”，如雪中红梅、雨后春笋，都可以说是生意盎然的象征。另一种是指“买卖”，亦即商业经营”，如沿街叫卖、炒股放债、长途贩运，也都叫做“生意”。这两种“生意”其“能指”相同，但能指”下边蕴涵着的“所指”却迥然有异。
文人们历来看重的显然是前一种“生意”。明代学者张岱说，弹琴拨阮，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赋诗，凡百项，皆借此一口“生鲜之气”，得此生意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意者，终成渣秽。清代学者王夫之也认，写作时含情能达，会景生心，体物得神，有了生意，便自有灵通之句。由此看来，要使生活之树常青，生命之藤常绿，就缺少不了这股勃然于体内飘然于体外的生意。
商人看重的则是后一种“生意”，即以物生物。做生意就像饲养母鸡一样，抛出的是麸糠，获致的是鸡蛋甚至金蛋。对于人类现实存在着的社会生活而言，这两种“生意”，自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从目前的行情看，后一种“生意”正酿成热门，甚至连“文人下海”也似乎成了一种时髦。这就不免令人有些担心，因为随着“文学艺术商品化”，的吁声越来越高，两种生意就可能渐渐地只剩下一种生意了。从字源学考证，“意”者，“心音”也。生意，生意，生到最后，如果只能生出一堆硬邦邦的金币和实打实的物质来，那么生意还能成其为生意吗？
对张岱与王夫之关于“生意”作用评价的区别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张主张文化必须有“生鲜之气”，王认为文化应是“会景生心，体物得神。”
B．张是就多种技艺而言，王是就写作而言。
C．张认为“生意”应有“生鲜之气”，正认为“生意”应是“勃然于体内飘然于体外”。
D．张欣赏各种文艺，王更热衷于文章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