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元杂剧作者的特殊性，时常为论者所忽略。书会才人加工整理或者创作的杂剧，其作者究竟是哪些才人？数个作者合写的一本杂剧，何以有异同之辨?“正本”“次本”“旦本”“末本”的作者如何辨析?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其实，元杂剧是“万人糕”，是多层宝塔，不管塔顶是谁耸立，都并非仅只今之所见署名的某一作者。杂剧的最初形态当是框架式的，敷演士庶民众喜闻乐见、早已流传的故事，靠艺人口耳相传加以承续，后经书会才人参与整理加工或者创作，才渐有剧本流传。北宋时期，教坊就罗致才人编写杂剧。南渡之后，教坊废置，杂剧唯靠艺人传唱。端平年间，临安等地书会纷纷涌现，这本为书生聚读之所，显系民间书塾。其中书生，亦参与市民文艺活动，渐成民间艺人为主体的行会组织，才人也为勾栏瓦舍演出的杂剧、讲史、唱赚、诸宫调等通俗文艺撰写脚本，故有杂剧剧本得以流传。于是，下层文人和书会艺人也就成为杂剧作者的主体。
至元代科举的长期停滞，迫使不少文人学士投身书会。《录鬼簿》所记前辈才人和方今才人，《录鬼簿续编》所记70多位曲家，大半为书会才人。他们的加盟，奠定了元杂剧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第一座高峰的坚实基础。由此可知，元杂剧的作者有变化流动而并非固定为某一作者的特点。
再者，古代诗文，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一人之手，数人联句之诗仅是酬和之作中的特例。而元杂剧中，数人合作一剧者，并非罕见。鲍吉甫、汪勉之合写《曹娥泣江》、范冰壶、施君美、黄德润、沈珙之合编《鹔鹴裘》，都是有案可稽的。
如果说，这种数人合作一剧，主要反映出元代杂剧作者彼此协作的一面，那么，同一题材的杂剧，常有不同作家署名的多个剧本，则主要显示出元代作者又有相互竞争的一面。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次本”。赵公辅《东山高卧》、武汉臣《错勘贼》、尚仲贤《崔护谒浆》、《张生煮海》等，都有“次本”。有的杂剧，还标有“旦本”或“末本”。“次本”与“二本”到底含义如何，至今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都有与“次”“二”相对应的其他本子存在。“末本”“旦本”也是如此，有“末本”就有“旦本”与之对应，有“旦本”同样有“末本”与之对应。这说明在杂剧创作中，相互合作、竞争、借鉴、模仿现象的并非罕见，决定了作者的特殊性，与诗文作者的单一性有所不同。
元杂剧不同于重在抒发作者个人感情的诗文，也有别于明清的“案头”之作，主要是作为“商品”用于演出的，不能不更多地关注观众的欣赏情趣、审美爱好，并据以不断在演出中加以修改，而要消解掉作者的独特个性。因此，剧本创作之时观众已经参与进去，成了“意图”作者。观众既是创作动机的最初激发者，也是创作是否成功的检校者。“票房价值”的制约作用，自杂剧产生之日起，就是“铁的规律”。
元杂剧剧本是书会人才与教坊或者露台子弟等艺人相结合的产物，元代文人进入勾栏瓦舍，并非像前代文人抱着“补充”或者“聊寄”的心态走向文坛，而是为生活所迫全身心地投入市井文化，以其文学修养提高了杂剧的文学水平，而艺人的舞台实践经济，使其剧本变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场上之作。
小题1:下列选项中关于“杂剧”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北宋时期，杂剧由教坊罗致才人编写，南渡后，杂剧唯靠艺人传唱。
B．南宋时，杂剧都是由逐渐形成的行会组织中的主体民间艺人创作的。
C．元杂剧与诗文不同，其演出具有商业性质，更关注观众的欣赏情趣、审美爱好。
D．与两宋杂剧不同，元杂剧创作动机的最初激发者和创作是否成功的检校者是观众。小题2:下列对于“元杂剧作者特殊性”解说有误的一项是 （ ）
A．元杂剧的作者大多为书会才人。
B．元杂剧的作者并非固定为某一人且有变化流动性。
C．元杂剧作者有合作也有竞争。
D．元杂剧作者抱着“补充”和“聊寄”心态进行创作。小题3: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
A．元杂剧最初形态为框架式，用以敷演士庶民众喜闻乐见、早已流传的故事，其传播方式为“口耳相传”，后文人参与才有剧本流传。
B．元代科举长期停滞，使得文人学士投身书会，他们的加盟奠定了元杂剧坚实基础。
C．古代诗人因酬和出现数人联句仅是特例，而元杂剧数人合作一剧的现象并不少见。
D．元杂剧中“次本”情况亦非罕见。如赵公辅《东山高卧》、武汉臣《错勘贼》、尚仲贤《崔护谒浆》、《张生煮海》等，都有“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