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然而，社会收入差距正逐渐扩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认为，现阶段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别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不正常的资源分配将会引发差距增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社会不和谐。他们建议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2．政协委员瞿世镜带来了一组数据：1998年与2003年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1:1扩大到3.23:1，年均扩大0.16个百分点。2004年前三个季度，城乡差距扩大到3.53倍，加上市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际差距更大。同时，地区差异也在增大。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社会贫富差距也在增加。瞿世镜委员说，贫富差距的扩大，容易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引发一部分人的“仇富”心态，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瞿世镜委员指出，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有代表认为，解决好初次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必须要让社会成员享受公平的机会。政府应该做到信息公开，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利于效率提高。经济学家厉无畏指出，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如市场垄断等导致初次分配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现象，这就需要解决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讲公平，主要是财政收入转移，着力使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成为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厉无畏指出，这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例如，进行税赋改革，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城乡居民贫困层的生活困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采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办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3．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贫富差距问题愈来愈引起国人的关注。同时，对富人的不满情绪在逐渐滋长。近来的一起“世纪税案”更不啻于点着了火药桶。但富人本身与贫富差距并无必然联系。对于尚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收入不平等更多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只有善待富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意。4．很多学者都认同，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显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统计局的报告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5．韩康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这位当年力倡“效率优先”的学者承认，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支付了两大成本，一个是生态环境过度耗费，一个就是社会公平方面问题多多。现在到了要为这两大成本买单的时候了，否则将难以持续协调的增长、发展。“社会公平”方面积累的许多矛盾，不可能期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解决，而必须依靠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需要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必须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由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的轨道上来。本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就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略。6．“穷人经济学”最近常被提起。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说，“它提出了一个关乎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舒尔茨的《穷人的经济学》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7．近年来，一些机构和媒体热衷于搞“富人榜”、“名人榜”，成了“富人理论”的推销者、吹捧者，甚至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似乎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就靠这些富人、名人。当人们呼吁先富者帮困时，“不能‘杀富济贫”’的声音就出来了。“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许多国家的富人募捐金额占个人收入的30%，但现在，中国富人募捐的资金充其量只占个人收入的1%。8．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人，离开人的发展，“见物不见人”，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角度上说的。不言而喻，中国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那些以农业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民。这些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承担起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成本，因此，在他们的收入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穷人”表达他们的愿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及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9．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说，我国农民收入增加了6.8%，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实现的数字，但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 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邓 * * 同志说：“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0．中 * * 党校社会学室主任吴忠民在最新一期的《嘹望》杂志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应通过税收、反垄断经营等措施对高收入群体进行限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吴忠民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11．樊纲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来说，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平等，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公平导致的不平等，因此，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如何消除特权、腐败、垄断、欺诈等等。机会不平等也就是不公平因素所导致的收入的不平等，如以权谋私(腐败，包括过渡性腐败和因民主与法治不健全而导致的制度性腐败)、政府行政垄断、国有企业占有国有资源的“资源税”或地租收益(国企之间分配不公)、户籍制度下的城市特权，以及在经济发展、体制转轨初期由于新体制还不健全而产生的由欺诈、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等行为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在中国社会里，一提起收入不平等，许多人首先就去讨论腐败之类的问题，实际说明人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机会不平等的“不公平”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机会均等下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所以樊纲认为，简单的从分配政策上入手，去解决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对症下药。忽视创造机会公平的环境，过早地将一个经济增长的社会变成一个再分配的社会，社会就会停滞。12．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最近对全国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 199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为5854元，比上年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9.3%，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但在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反差日显突出。在这项对12.5万人做的调查中，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着相当于42.4%的财富。13．中国学者指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若将其理解为不赞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应加以控制、调节，保持社会安定，则是民心所向。中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地域因素形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东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向来高于西部、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历来高于农村居民。垄断行业的收入就远远高于非垄断行业，新兴行业收入高于传统行业。1995年，金融保险行业的一个高中文化程度职工，平均年收入8059元，而同时期工业企业中的大学本科学历职工，平均年收入仅7329元。有关政策造成或扩大了收入的差距。例如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造成沿海经济发展快、职工工资增长快，便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此外，某些人通过走私漏税等不合法的收入发财致富，等等。近年在新经济大背景下，产业之间的收入距离越来越明显。据调查，1999年与1990年相比，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业职工的收入增幅最高，达到486%和435%。1999年最高的三行业职工已变为科技、房地产、金融保险。14．据统计，到1999年，中央政府累计安排的扶贫资金共1378亿元。仅1999年的扶贫资金就达到248亿元，比80年代增长了30倍。失业、下岗、早年退休、无人赡养者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流，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十分关注。去年全国共有281万城市居民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累计金额19.69亿元，涉及全国667个城市和1638个县。15．我国城乡差距表现在，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1995年为2.71:1， 2000年为2.79:1，2001年扩大到2.9:1。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一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16．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接受采访时，对外界颇为关注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作了乐观的评价。邱晓华说：“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虽然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对于中国应采取什么政策缩小贫富差距，邱晓华说：“中国已经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经济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一方面保持东部的发展，一方面继续加大西部战略，就能缩小东西部差距。此外，还要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最根本的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他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三条基本途径是：“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1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 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奇说，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最不和谐因素，就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没有城乡和谐就没有中国社会和谐。贫富差距扩大并不仅仅会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还会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目标的实现。—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建博士说，目前在投资、出口、消费的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长常年成为“短腿”，这与大多数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没有与 GDP同步增长有很大关系。“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能光依靠富人们买游艇、买跑车来推动。”李建博士说。截至2005年7月，中国农村目前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多万人、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有2200多万人。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透露出强烈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信号。民政部官员日前表示，中国要保证到年底之前在90%的省区、70%的县份初步建立起城乡特困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基本框架，同时还将大幅度提高重点优扶对象抚恤补助标准。2005年中央财政列支抚恤补助经费74.6亿元，比去年增加35.3亿元。18．讨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一个将二者适度分离的理性态度，而不是把社会公平的实现与贫富差距的缩小直接联系起来，以贫富差距的缩小视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我们对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并没有完成“富起来”的过程，中国正在出现富裕者，某种程度上可能形成了富裕阶层，但鼓励社会财富的增长，仍然将是长期的策略。因此，关注社会公平问题，重在建设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得发展空间，严厉打击借改革之名非法获取财富的行为。而缩小贫富差距，不应是进行新一轮的剥夺与瓜分，而是重在提高二次分配能力，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使贫困者获得必要的国家救助，同时积极鼓励“第三次分配”机制的形成，为富裕者进入社会救济领域提供合法渠道，例如允许私人建立各种非营利性基金会、鼓励富裕者介入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等等。社会公平与正义，是长治久安的基础。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也随着温饱问题普遍解决以后人们权利要求的更加迫切和明确，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正上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中国传统上有“均贫富”的文化冲动，现实中必须避免把它当成一种政治选择，必须从现代政治智慧中寻找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新路。19．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日前向新闻界发表了他的“中国之行”考察感受：中国在减免贫困方面成绩显著，但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差距仍然巨大。沃尔夫威茨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国在大规模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在几天的考察中，他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了交流，下至贫困农村的普通农夫，上至国务院 * * 。沃尔夫威茨第一次访华是在1983年2月。与22年前记忆中的中国相比，他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国整体社会，尤其是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很难想象半个世纪前西方世界曾认为这里是多么的没有希望，看看今天，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但是对于此次访问他谈及更多的是贫富差距。他说，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兰州则还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黄土高原上的一些农民才刚刚搬出窑洞。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而2004年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其标准是年收入668元以下。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减贫任务还非常艰巨”。谈到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沃尔夫威茨认为首先是教育、医疗保障、其他资产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才导致收入差距的增大。他强调，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以实现收入公正的最终目标。“缺乏机会，就让人失去了发展的信心。比如甘肃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想要开店，可是没有贷款，她就无法实现；一个贫困家庭的学龄儿童无法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无法脱离贫困。”同时他还指出，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必须更加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支出用在刀刃上，尤其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提供公平的信贷、保险。“中国目前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是城乡之间资源分配是否公正，二是各级政府管理使用资金的效率和能力。”面对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财力不断拉大的社会现实，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领导人正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了城乡之间平衡发展、公平协调的道路，尤其是以积极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调整农村现状，这些努力非常值得赞赏。20．2004年10月12日，“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榜”在上海发布。排名首位的国美大老板黄光裕个人资产评估已突破百亿元大关，为105亿元。排名第100位的李宁，个人资产评估为12.5亿元 (2003年这个门槛数字是9亿)。榜上100人的平均财富为25亿元，比去年增长29%。而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1.3亿元人民币是在世界地产研究院评选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中名列榜首的上海紫园的最高单套售价。92万美元是一位27岁的年轻富豪在2004年北京国际汽车展上为购买世界顶级赛车迈巴赫62所支付的款额。它们共同显示着中国富豪已能达到的奢侈程度。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为2900万，比2002年还增加了80万。而且，其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基金为122亿元，比黄光裕的105亿元多一点，它要面对的是2900万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甚至6000多万在贫困和脱贫间摇晃的人口。另外，它还要经受“传递渠道”的消耗。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1位，其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升至2002年的3.1。调查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说，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6倍。与此同时，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民工的收入被长期拖欠已高达3000亿元。2004年，中国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一路飙升。低、中、高收入家庭对物价上涨的反应各不相同。以经济实力居全国首位的城市上海为例，据《南方周末》10月份报道，占总户数11.4%的低收入家庭受影响最大，用恩格尔系数高达44.1%的受访者的话来说就是：“日子还不至于支撑不下去，但是除了吃饭和小孩读书，其他东西基本就不买了。”2004年春天，卡地亚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古代珠宝和钟表展。4月，Armani位于上海外滩的约11150平方米的旗舰店开张；6月，法拉利的上海展厅开业。中国富豪及处于增长状态中的中产阶级的“乐善好施”使全球顶级奢侈品品牌对中国大陆市场越来越垂涎三尺，即使中国目前只有约1%的人具有足够收入考虑购买它们的产品。21．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此次个人所得税法在两处进行了修改：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现行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加强了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3年我国年收入超过6万元的高收入阶层约有5000万人，最保守的推断，其交纳个人所得税可达1750亿以上，但事实上，200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仅为1417亿元，而其中工资、薪金所得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体。一直以来，关于“个人所得税来自于工薪所得的比例为65%，工薪收入阶层成为了纳税主体”的说法流传非常广泛。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11月16日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所谓65%的比例是不准确的，那些认为“工薪阶层都是低收入者，对工薪征税就是不对高收入者征税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不符合实际。他说根据国税总局统计，2002年至2004年，来自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三年平均为50.93%。该负责人表示，还有一个不准确概念，即“工薪阶层都是低收入者”。所谓工薪阶层，就是指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人群。个人工资收入有高有低，工薪阶层并非都是中低收入者，目前年—厂资收入以几十万甚至百万元计的已不鲜见，加上工资收入越高，税率就越高，相应纳税就越多。例如，北京市2004年，年工薪收入7.44万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共有74.95万人，占工薪项目纳税人数的10.5%，缴纳的税款占工薪项目税额的 51.99%，今年上半年，这部分纳税人数占9.35%，缴纳了工薪项目税额的65.74%。专家分析，此次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至1600元，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的关注，并得到了较多数公众的认可。但此次个税的调整在解决税收公平和调整贫富收入的作用上没有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政府在这方面还需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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