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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有感情无法倾吐，为了让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作家的影响。我曾在《说真话》里写过：“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做过斗争……”在《怀念胡风》中写过：“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是中国的社会生活，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我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所以：“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就在皮包中放一锭墨、一支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有时没有电灯，我就找一小节蜡烛，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 * * ”灭亡后，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以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我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也算是对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的一个交代吧。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来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节选自《巴金自传》，有删改）
1．“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相互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这是巴金在《憩园》中写到的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显然他自己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请从文本中找出四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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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人说：“传记文学之所以作为一种伟大的文学形式存在，并不是简单地记录了传主的生平。”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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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金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可在这篇自传中，巴金一再强调“我不是文学家”，巴金为什么这样说？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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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这篇传记中，巴金客观地评价了自己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从中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进行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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