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解放路在何方
——《儒林外史》的精神探索
《儒林外史》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对制度文化层面的批判，而且更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把创作的千钧之力放在对人性的深度解剖上，对生命意趣的探索追求上。我们应当运用心理学、文化学的成果，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剖析作者和人物的心态，探究其文化历史内涵。这对人类及其社会具有更恒久的意义，也是贯通古今的一条路径。
在作精神、心理的审视中，我注意到：士的精神安顿、精神解放问题，是《儒林外史》深层关注的中心。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注意到把读书与做官联结在一起，“诱以官、禄、德”，通过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入我彀中”。“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正宗产品。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唯一正途。封建统治者正是充分发挥权力的魔法，使读书人乖乖地做自己的奴才。《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智能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
正是痛心疾首于“马二精神”，吴敬梓让迟衡山斩钉截铁地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
实践这种叛逆的，首先是“作者自况”的杜少卿。他也像现实中的吴敬梓一样，写了一部《诗说》。他批评“而今”“只依朱注”是“固陋”。他常翻朱说，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说出自己的话。从学术上说，他是在提倡学术中的知性主体精神，具有学术启蒙的意义。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首先形成对照。
在对待朝廷功令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也形成对照。马二是八股举业的虔诚信徒和传教士，几十年科场不利，他非但毫无怨尤之心，而且弥久弥笃，自觉自愿地让功名的笼头越套越牢。杜少卿则鄙弃八股举业。当马二之辈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时，他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执意不受朝廷的牢笼。挣脱各种“爵禄之縻”后，他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做些自己的事”，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朱自清先生曾说：“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并说这表现着“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五四”之前一百多年出现的杜少卿，当然还不是新知识分子，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还没有从传统中蜕变出来，但他已经表现出摆脱依附性和奴性、争取精神解放的历史要求，这与当时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杜少卿以及“市井四奇人”、女奇人沈琼枝的形象，都是《儒林外史》奏出的从传统向现代迈步的前进音符。
(摘自2002年1月16日《光明日报》，作者：李自秋)
对文中分析的“杜少卿”这一典型意义，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杜少卿是吴敬梓对生命意趣追求的外化，表达了吴敬梓对读书人精神归宿的求索
B．杜少卿是一位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解放和具有一定批判精神的封建时代末期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
C．杜少卿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叛逆者，他鄙弃通过读书去求取荣华富贵，最后终于挣脱了功名的牢笼
D．杜少卿敢于大胆蔑视皇权，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说明他虽是旧知识分子，却能摆脱皇帝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