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儒教中包含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时，全体国民能够形成集团、协力组织、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儒教主张人必须与天奋斗，与人奋斗，提倡力争。……正是这种刚健有为的性格、自强不息的精神，韩国才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让经济稳步复兴。
——王淑臣《韩国民族精神中的儒教精蕴》
材料三日本传统文化能够承接外来文化的刺激及压力，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日本的儒家学派，即朱子学。在伦理道德方面，承认人的物质欲望和需要，但主张个人利益的目的与归宿在于社会公益，这显然与儒家在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俗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的前提下，最终强调“天下为公”之思想一脉相承。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张“天赋 * * ”理论，但主张民权服从国权，强调儒学一贯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留‘忠君报国’之思想”。与此同时，保留儒家忠孝观念，使得日本近代化过程中，避免了东西方文化体系碰撞时人的原有价值观念体系崩溃、民族成员心灵分裂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近来年，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构筑了“日本式经营”的学说，其中列举的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文化的特征。
——孙政《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材料二和三，概括儒学对韩国和日本近代化的影响。